健康发展目标论

“新冠肺炎”疫情给世界前景蒙上前所未有的阴霾，目前对这场危机的探究，基本在疫病本身，前沿到国家关系，但在公众心理上，尚存不少困惑，主要在其源头及对策。这里拟从哲学高度做一探讨。

一、病源深究

一场大疫令全球色变，所有地域的政治生活、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，在疫情面前都骤然凝敛。“千村薜荔人遗矢，万户萧疏鬼唱歌”景象，实生展现。病毒攻击的目标直接到个人，攻击方式属于隐幽，而且病毒不断突变，疫爆的频率和强度都在提升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尽管局部战争从未间断，但由于经济对比的消长和核武技术的扩展，国际霸凌的更多表现是谋害。相比之下，病毒对社会的损毁已经超过兵器。关于病毒的来源，证据显指美欧。由于垄断资本的非常作用，一个原本属于公共卫生性质的问题，操弄成了政治手段。根据若干次事件的历史教训，要在西方话语体系下暴露真相，估计很难。

实际上如果要把疫情说透，完全可以避开具体事件，研究病毒演变的基础性问题。20世纪20年代初，维尔纳茨基（Вернадский В.И.）认为，地球经过亿万年进化，生命具有“合生形成”机制，人成为地质因素，生物圈变为智慧圈，并把生物圈内有机体的总和称为“活物质”。1972年，洛夫洛克（Lovelock J.）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地球系统的“盖亚假说”。盖亚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，这个假说认为，地球在生命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下，已成为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活体，通过负反馈机制，能够对不利系统稳定的因子产生排异。笔者在《论“三个自然”与生态文明》一文中指出：原生自然的核心是“合生自组织”功能。[1]

生态学中有一个生物种群限制原理，它指出：任何种群在不受限制的条件下，都会以指数规律增长，但原生自然中没有任何种群一家独大，这是受到物理因素和生物因素制约的结果。物理因素指气候、水体、地质等条件；生物因素指生物种群之间的干预，奥德姆（Odum E.P.）在《生态学基础》中，把生物种群之间的相互作用分为正负两类利害相依的9种。[2]205-206在生物性因素相互作用中，病毒虽不算生物，但具有类生物活力。因素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，正如中国西周末年史伯所说“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”[3]。地球生态系统的表观状况，是系统内各个子系统和各种因素在激烈作用下达到的动态平衡。

分子生物学揭示，在遗传信息的表达和传递中，病毒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可以说没有病毒就没有丰富多彩的世界。时至今日，在疾病治疗和生物工程中，某些病毒还是利器。但致疫病毒一旦进入机体细胞，就会利用其中的物料和能量以及复制、转录和转译能力，按照自己核酸所包含的遗传信息激殖新一代病毒，破坏宿主细胞的正常活动。面对病毒的攻击，机体会产生能专一对抗病原体反应并降低其感染能力的物质，以保护机体免遭侵害，这就是免疫。亨德莱（Handler P.）在《生物学与人类的未来》中指出：“免疫反应的能力，是由于几种不同器官之间和环境触发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。”[4]34

病毒致疫和机体免疫是一对矛盾。生物群体达到一定密度，就会造成食物来源短缺，导致免疫力下降。奥德姆还指出：“拥挤对高等脊椎动物引起肾上腺增大；肾上腺增大是神经内分泌平衡改变的症状，它使行为、生殖潜力、抵抗疾病或其他胁迫的能力有所改变。”[2]189这种状态会遭致病毒大规模攻击，使个体锐减。在自然条件下，瘟疫就成为除捕食以外的生物调节因素，特别是猛禽猛兽这类处于营养结构金字塔顶端的种群尤其如此。种群密度萎缩之后，病毒可以有选择地与生物共存。“兔瘟病毒在南美洲的土生兔中找到，但对这个种却不是致病的，而对欧洲兔它却引起迅速衰弱与致死的病疫。”[4]262

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组分，不可能逃脱生态学所示的这种平衡规律制约。社会发生疫病，还有来自人际关系方面的原因。与动物界不同的是人类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来抗御。在欧洲，“古代人已经知道有传染病，《圣经》（尤其是《利未记》）里有一些关于诊断麻风病和隔离麻风病人的指示。”“自十四世纪以来，在隔离和预防方面采取了日益严格的步骤。”[5]中国则采取了用天然药物促进自组织的方法来治疗传染病，公元3世纪张仲景在《伤寒杂病论》中，提出至今有效的原则：扶正祛邪。16世纪中国发明了以人工感染来实现免疫的方法，1796年该思想被英国琴纳（Jenner E.）发展为牛痘接种法。

文章来源：《生态毒理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stdlxbzz.cn/qikandaodu/2021/0715/1573.html